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黃埔軍校是一座新型軍校。它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由政黨組建的新式軍校，也是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國共兩黨合作創辦的第一所軍校。那時，正值國民革命政府初創時期，各政黨、派系之間的明爭暗斗特別嚴重，軍事、政治斗爭錯綜復雜，由此也可想象經濟狀況異常艱難。這些困難，在黃埔軍校籌建之初就顯露出來，幾乎陷軍校籌備工作于夭折。但是，軍校創辦工作在孫中山的領導和共產黨人的積極合作下，終于成功完成了軍校從籌備到開學的艱辛開拓工作。

　　（1）軍校籌備處從居無定所到安營扎寨

　　辦軍校，除師資力量等條件外，選擇和確定校址是頭等大事，尤其是軍校不同于一般學校，對校園地點和規模都有著特殊的要求。當初，校址雖然擬定在廣州市東郊的黃埔島，但開始籌建黃埔軍校時的辦公地點，卻并不在黃埔島。那時，黃埔島上雖然有幾處房屋，但因年久失修，已是敗瓦頹垣，且由于遠離市區，水陸交通皆艱難，不便到島上辦公。

　　1924年1月，黃埔軍校籌備處在開始工作后的近半個月里，根本沒有固定地方可安置辦公室。孫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號船停靠在江邊，作為臨時軍校籌備處的辦公地點。“大南洋”號船上的孫中山和國民政府要員為籌備軍校殫精竭慮，徹夜不眠，招集教官及招生章程等許多文件都是在這艘大船上擬定并首先發出的。

　　軍校籌備處漂泊于珠江上“大南洋”號船上，籌備處的工作人員在船上船下地忙碌。隨著招生工作的迅速進展，在船上接待外地來的師生已經顯得很不方便，必須在陸地上設置地址相對固定的軍校籌備處。后在多方努力下，在廣州市區南堤2號（今沿江中路239號對面）尋找到一座西歐古羅馬圓柱式小樓房，年租金200元白銀。這座古建筑，矗立于珠江岸邊，南瞰滔滔江水，后臨八旗二馬路，全樓高約15米，是一幢3間3層、后進2層的西式樓房，建筑占地面積約700平方米。當時，這里是市區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方，賭館、妓院比比皆是，幾家著名的百貨公司大樓林立于附近。

　　2月6日，黃埔軍校籌備處由“大南洋”號船開始遷移南堤2號古樓。2月8日，在此正式開展籌建軍校的工作。籌備處啟用軍校籌備委員會的名義，從此不斷出現在廣州的報刊上。

　　軍校籌備委員會登岸入住南堤2號古樓后，在門前掛起了籌備委員會辦事處的名匾，張貼出了第1期招生公告，公開打起了創建軍校的旗幟。南堤2號古樓最早卷動了黃埔軍校的歷史風云，自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駐節這里開始，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黃埔軍校同學會都曾在這里辦公。因此，這里又被稱作是黃埔軍校的祖宗之圣地。

　　南堤2號古樓2樓中間會議室的會議，在廣州早春的和風中一個接著一個地開，晚間樓內燈火通明。在籌備會開張初期，會議由蔣介石主持，后由廖仲愷代行其責。參加會議的除大元帥府任命的原大本營高級參謀王伯齡、原粵軍第8師師長兼西江善后督辦李濟深、原粵軍西江講武堂總教練林振雄以及俞飛鵬、宋榮昌、張家瑞6名正式委員外，還有經王伯齡剛從粵軍第6旅邀請來的原參謀長葉劍英、粵軍驍將鄧演達以及營長嚴重、原保定軍校炮兵隊長錢大鈞、建國粵軍軍部參議劉峙、原東路討賊軍總部副官顧祝同等。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決定有關軍校開辦事宜，實施各項創校工作的進行。

　　這一時期，由籌委會委員長主席討論決議的各種工作繁多，初步安排的主要工作有8項：訂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職員，招考學員，審查員生資格，決定第1期學員教練計劃，決定全校員生須加入本黨，決定服裝、教材書籍之樣式種類及購置辦法。在籌備軍校體制過程中，初定設立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5個部，由各籌備委員暫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級辦事人員則從各軍軍事學校在職人員中選拔，經嚴格挑選后再通過考試擇優錄用。并規定全校員生必須加入國民黨。

　　黃埔軍校以造就革命軍干部為目的，所以籌備處先期特別注意各級官長的人選，以作為學員的楷模。籌委會規定，凡是由各方舉薦的人員，先填寫履歷表，再經過詳細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軍校在廣州市文明路高等師范學校內舉行下級干部考試，對各方舉薦人員嚴格考察。各學員隊分隊長、副分隊長則從廣東警衛軍講武堂和西江講武堂畢業生中挑選。籌委會負責人在對下級干部考試中講話，贊揚他們來校為黨犧牲的決心，要求本校教職員必須明了黨紀、軍紀及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建校籌備工作至4月1日基本結束。

　　籌備處自2月8日到南堤2號古樓辦公，至5月9日本校開課，軍校辦事機構在黃埔島正式開張，南堤籌委會改為軍校駐省辦事處。籌委會在南堤歷時3個多月，共開籌備會議32次。這一時期，蔣介石在籌委會僅工作了很短的時間，許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愷負責籌劃的。

　　（2）校長的難產和難纏的校長

　　籌備軍校的各項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就是關于校長的人選。本來軍校校長是由孫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原因，不適宜做具體的校務工作，于是最初決定讓程潛擔任校長一職，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誰知蔣介石不愿在程潛之下，對孫中山的這一安排大為不滿。本來原由孫中山任校長，蔣介石無話可說，但當孫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長之職時，蔣介石則對校長一職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慣用手段。

　　1924年2月21日，蔣介石未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同意，就宣布軍校不辦了，并擅自發給教職員離職津貼，企圖解散籌委會。他寫了一份辭職書，說“籌備處已移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便不辭而別。孫中山與廖仲愷對蔣介石的行為十分不滿。廖仲愷當即對籌委會的工作人員說：“辦黃埔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蔣介石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于全黨”。

　　蔣介石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后，擅自離開廣州，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他給廖仲愷的信中托詞說明他為什么要離廣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對孫中山的政績不滿，二是對廖仲愷的財政不滿，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委托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復：“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斗，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進程，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心耿耿，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同時竭力催促蔣介石回廣州復職。孫中山后又電催蔣介石回粵復職，責問：“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愷也電催蔣介石南歸，責令“毋負遠來考者，以損黨譽”。3月14日，蔣介石復函廖仲愷，表示不相信國共始終合作。對蔣介石的如此要挾，孫中山和廖仲愷仍是苦口婆心地勸說，3月16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勉勵同志文》，再次闡述聯俄、聯共的必要性。

　　為切實作好招生工作，孫中山指示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入學試驗委員會，仍公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柏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準于3月21日成立。因當時蔣介石離職，指定李濟深為代理委員長。

　　軍校籌備工作日益繁忙，蔣介石卻逍遙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一期間，廖仲愷連日電催蔣介石南歸，3月26日詢問：“歸否？俾得自決。”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蔣介石致電廖仲愷，借口懷疑軍校經費不足，表示對軍校失去信心。廖仲愷復電表示，經費不乏，盡可安心辦學，惟請即來。然而，蔣介石未達目的，哪肯罷休，仍以種種理由不歸，暗中也在四處探聽孫中山對校長一職的安排。為了革命大業，孫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許崇智專程到奉化勸說蔣介石回校，并說明如果蔣介石再不回廣州，軍校之責就只好另請別人了。4月21日，蔣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兇多吉少的情況下，這才重返廣州。

　　蔣介石不顧大局，鬧個人意見，孫中山欲想換人，但權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于是想出了一個妥協而又明智的巧妙辦法：決定讓出校長一職給蔣介石，另設軍校總理一職由自己親任，仍位駕于校長之上，并設校黨代表由廖仲愷擔任，以制約校長。5月2日，簽署了“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任命；5月9日，簽署了“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任命。

　　蔣介石如愿以償地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這是由多種因素組合造成的歷史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蘇俄，造成了先入為主、舍其無人的態勢，從而迫使孫中山最終做出了這一決定。

　　（3）軍校師生幾乎斷炊，廖仲愷四處奔波籌措經費

　　經費問題是軍校籌建時期遇到的大問題。

　　當時的廣東還沒有統一，新建立的廣東革命政府有其名無其實，尤其在財政上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家底。廣東雖然是一個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這樣的省份，軍校籌備費的開支卻得不到保證。那時，廣東革命政府地處廣州一隅，陳炯明殘部盤踞惠州，鄧本殷軍閥霸占南路，廣州地區則有滇桂軍閥掣肘。這些軍閥橫征暴斂還截留稅款，廣東革命政府財政收入有限，經濟十分困難。經費沒有來源，黃埔軍校的籌建和運作總是捉襟見肘，籌款難以為繼，甚至連工作人員的一日三餐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愷作為大元帥府的財政部長，受孫中山的委托，一直參與軍校的籌備工作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多方為軍校籌措經費。廖仲愷雖然身兼黨政要職，是國民黨的絕對核心人物，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從黃埔軍校開始籌備，他就極力運籌。在蔣介石不辭而別離開廣州后，廖仲愷只好代理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

　　在校務籌備會上，廖仲愷向全體人員提出要求，他說：“創辦本黨軍官學校，近日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獲一致通過。這次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各項政策。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到了，軍官學校的籌辦，將是涌于潮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這次會議結束時，已經提請兩黨同志回去后在全國各地為本校招生。我們一定要把那些優秀的、忠實于本黨主義的人才集合到本黨的旗幟下。現在，這里各項籌備工作要抓緊，加快落實。南堤2號，現已經成了全國關注的中心，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廖仲愷是著名的革命家，正氣凜然，可是為了解決軍校開辦經費，提供師生們衣食住行所需款項，不能斷炊，他只好與滇桂軍閥周旋，蒙受委屈，常常不得不以極大耐心同控制了廣東財政收入的西南軍閥交涉。經常求助于當地軍閥，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軍閥楊希閔的鴉片床前耐心做工作，等他簽字，然后才能夠從他們霸占的稅收中得到一點撥款，領到解決師生吃飯問題的款項，連夜送到軍校。

　　有一天，廖仲愷忙到凌晨4點才回家，夫人何香凝不免有些意見。廖仲愷含淚說：“我晚上在楊希閔家，等他抽完大煙才拿到這幾千元，不然黃埔師生再過兩天便無米食了！”堂堂國民黨大員就為了黃埔軍校真的是忍辱負重，連尊嚴都放棄了。如果款項不夠，廖仲愷還拿出自家積蓄，實在不行了甚至四處借貸。但只要軍校經費告急，他卻總是說：“經費由我負責，你們一心搞好學習和訓練就行了”。

　　蔣介石在未正式下達校長命令前，回到廣州后對籌委會的工作有意見，他在籌措辦校經費上質問廖仲愷：軍校費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愷為使蔣放心，對他說：“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

　　廖仲愷之于黃埔，一如黃埔之于其學子。廖仲愷在大會上對黃埔第1期學員講，這幾天大家能夠開飯，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飾拿去抵押，才能在東堤糧店買到數百擔大米。何香凝的一顆鉆石戒指值數萬元，所以抵押后能買數百擔大米。張治中在《黃埔精神與國民革命》一文中，記載說：“當初我們在那小島上面第1期學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熱血青年，然而可憐得很……我們的教育器材是不夠的，武器彈藥是不夠的，馬是沒有的。這還不講，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還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們常常聽到廖先生同我們講起籌款時種種困難的時候，他幾乎落下淚來。他曉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沒有了，今天就會四出奔跑設法，一直到下午八九點鐘，還沒有得到一個錢的時候，他只好跑到軍閥的公館里面去”。

　　為了培養革命軍隊的骨干，廖仲愷經常到軍校親自任課、講演。他語重心長地向學員們講述進軍校學習不是為了做官的道理，說：“大家要曉得為什么進這個學校，并不是為做官，為拿指揮刀才來進這個學校。如果為國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專為做官而來當本校的學員，縱使畢業出去，當了一個司令、軍長，難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軍裝。拿了一把指揮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時候，我認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愷先生不僅是這樣教育學員，而且他自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擺架子，為辦好軍校，不辭勞苦，做了許多工作。

　　廖仲愷扶持軍校的苦心，使師生深為感動，譽稱他為“黃埔慈母”。張治中在《黃埔精神與國民革命》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大家沒有飯吃的時候，就由他去籌劃，所以我們想到當時的這種情形，廖仲愷先生真是‘黃埔的慈母’。”同時參與軍校籌備工作的葉劍英后來就此事評價說：“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匯報》）